移民文化與邵陽精神的形成

胡克森

移民文化是一個世界性課題，中國移民問題具有悠久的歷史。中國的地理特征是西高東低，其人口流動也主要呈現(xiàn)由西北、東北向南和東南方向移動。秦漢以后，中國歷史上大規(guī)模的移民遷徙有四次，一是魏晉南北朝時期，二就是唐末五代時期，三是宋遼金元時期，四是明清時期。中國歷史上移民主流的遷徙路線是首先遷徙到江左、江右一帶，下一步再向兩湖兩廣等地挺進，然后再向四川、云南等地再遷徙，從而呈現(xiàn)中國古代移民遷徙路線：自西北向東和東南，再由東、東南向中部地區(qū)再向西南地區(qū)遷徙的格局。因此一般來說，魏晉南北朝時期和五代十國時期大量的人口主要從北方遷往江浙、江西一帶，古代稱江左江右地區(qū)。唐宋和元明清時期再向兩湖兩廣和云川貴等地轉(zhuǎn)移。邵陽移民大都是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以后從江浙、江西等地遷徙來的。移民文化的最大特點就是其敢闖敢拼和開明、開放精神，移民是最具有活力的一個群體，在信息不太發(fā)達的農(nóng)業(yè)社會，人口的遷徙表現(xiàn)為最直接的文化的交流和傳播。移民的到來有利于對落后地區(qū)的開發(fā)，改變了移民接收地的文化結(jié)構(gòu)，使這些地區(qū)有可能向文明中心靠攏，從而走向繁榮。移民文化成為當今學術(shù)界研究的一個熱點，是尋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因此，加強對邵陽移民文化的研究，對于邵陽市的文化建設，凝聚邵陽精神具有深遠的現(xiàn)實意義，同時也具有重要的學術(shù)價值。

邵陽居民的構(gòu)成主要分為土著和移民，所謂土著實際就是自先秦以來就居住在此的一些居民，即蚩尤和“三苗”后裔，后來又與中原來的楚王室組合為楚人，他們在大規(guī)模的漢族移民進入邵陽后，便大量的退居深山，從而成為現(xiàn)在邵陽的少數(shù)民族。至于外來移民開始于漢代，但直至唐代以前，外遷人口非常有限。邵陽遷入移民在中國古代主要是兩個高潮，一是唐宋時期，再就是元明清，而以元明清時期為最盛。至于這些移民的來源地，當然比較復雜，并不是來自于某一地，但絕大部分還是來自于江西等地。正由于江西精英大量地遷往邵陽，于是明清以后出現(xiàn)了邵陽人才發(fā)展的高峰，如明代時期的藍玉，戰(zhàn)功卓著，為明朝開國元勛之一，曾被封為永昌侯，涼國公；城步楊家將群體也基本上是明代以后逐漸形成的。當然邵陽人真正對全國具有影響作用的還確實主要在清代及其近代，如江忠源、魏源、劉長佑、劉坤一、蔡鍔、樊錐、賀淥汀、呂振羽等一批英豪，還有作為文人的車氏家族、今隆回縣羅洪鄉(xiāng)著名的鄒氏家族等也都是在清代才興盛起來的。當然這些人中的最杰出代表當然首推魏源，魏源作為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、史學家，對中國以至世界歷史的進程產(chǎn)生重要影響。他在《海國圖志》中提出的“師夷長技以制夷”的觀點對當時的社會起到了振聾發(fā)聵的巨大作用。梁啟超先生評價《海國圖志》：“實支配百年來之人心，直至今日猶未脫離凈盡，則其在中國歷史上關(guān)系不得謂細也。”魏源從而被國人稱為中國近代史上睜眼看世界的主要代表人物。

其次就是蔡鍔，蔡鍔是中華民國時期杰出的愛國將領(lǐng)，在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，捍衛(wèi)共和的斗爭中做出偉大貢獻。袁世凱當上了民國總統(tǒng)還不滿意，他還要復辟帝制。在袁世凱宣布稱帝的危機關(guān)頭，蔡鍔首舉護國旗幟，為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，宣布云南獨立，發(fā)動武裝討袁，后川軍二師師長劉存厚在納溪響應護國軍起義。最后終于給袁軍以重創(chuàng)，迫使袁世凱取消帝制，憂郁而死。從而使蔡鍔贏得護國第一人的稱號。

也就是說，明清以后，邵陽人才大量崛起，尤其是對全國政局產(chǎn)生影響的人物開始層出不窮主要就是江西等地大量人才遷往邵陽。前面提到，邵陽是元末明清以后才進入移民高潮的。邵陽現(xiàn)有的居民70%以上是元末明清以后遷入的。而為何元末明清時期，大量的移民遷往邵陽呢？原市志辦主任尹敬中先生認為，主要是因為元末朱元璋與陳友諒對決時，朱元璋對邵陽人民進行慘絕人寰的屠戮政策。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洪武十四年，沫英征討云南時，曾從邵陽征招十萬大軍，后這十萬軍隊就長期留在云南。正由于這兩大原因，導致邵陽原住人口急劇減少，所以明朝洪武年間，就出現(xiàn)政府強迫性的人口大遷移，而江西等地的人口就大量遷往邵陽。

為了更準確地說明這一問題，下面我們再對一些著名人物的家族遷徙情況進行舉例。如隆回魏氏家族，元末因兵亂自江西泰和遷居長沙府善化縣，明永樂時，再次遷徙于邵陽縣隆回一都金潭（今屬隆回縣）。魏氏家族中在清代后期出了魏源、魏光濤等著名人物。再如邵陽江北蔡氏家族，原籍河南上蔡，后遷居湖廣，在元末至正二十六年（1366年）從益陽泥潭十八都遷往寶慶，蔡氏出了后來的護國大將軍蔡鍔。再就是車氏家族。邵陽車氏原籍江南丹徙（今江蘇丹陽縣），后遷粵西臨賀（今廣西臨賀縣）。明景泰四年舉家遷邵。明末清初車氏成為邵陽望族，以學術(shù)成家者35人。還有新寧出了兩廣總督劉長佑的劉氏家族也是元末從江西安遷入的，還有和兩江總督劉坤一的先祖也是明代正德年間由江西安福遷入的，而邵陽呂氏家族，也是于明洪武三年自江西泰和遷入邵陽的，而著名歷史學家呂振羽就是其后裔等等。其他還有許多史例，由于篇幅有限，就不一一列舉了。

當然，明清以后，外來人口也不斷遷入邵陽，從而使邵陽的人口大大增多，發(fā)展大大加快。在清末民國時期，邵陽城區(qū)手工業(yè)商業(yè)的日趨發(fā)展，江西、福建等省及長沙、衡陽、湘鄉(xiāng)等地先后來到邵陽，以及民國時期的戰(zhàn)亂，逃亂避禍者逃亡邵陽，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，因干部南下，又因上世紀60年代一大批大中型企業(yè)內(nèi)遷到邵陽，其職工也隨之遷入，尤其是改革開放后，人員遷徙流動加快，邵陽的人口進一步發(fā)生變化。邵陽的發(fā)展，文化大繁榮與移民文化有著重要關(guān)系，因此，邵陽精神與移民文化息息相關(guān)。有人形容說“寶古佬精神”是：鐵骨錚錚，剛烈如火；勇于認識，敢為人先；機敏聰慧，胸懷天下。我以為，前面兩句是對原楚文化的繼承，后四句應該是移民文化帶來的影響。如我們以上總結(jié)那些邵陽最杰出的代表人物，無論是魏源的睜眼看世界，胸懷天下，還是蔡鍔的敢為人先，舉起護國義旗，他們都屬于明清以后的移民。他們開闊的眼光，敢為人先的精神構(gòu)成了邵陽精神的主體，成就邵陽精神的核心和靈魂。一般來說，與土著民族相比，移民具有以下幾種精神：艱苦創(chuàng)業(yè)的拼搏精神、萬眾一心的協(xié)作精神、舍己為公的奉獻精神等。移民文化對一個地方的文化精神產(chǎn)生的影響是巨大而深刻的。因此，我們應該充分研究總結(jié)邵陽歷史上的移民文化，挖掘其文化價值，為建設一個現(xiàn)代繁榮富強的邵陽而提供精神食糧。